（一个是离休老干部，一个是归国华侨，还有一个是几十年坚持不懈的上诉人，在年轻的我的面前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？叛徒？高官？还是......一切尽在文字中）

(每天更新三章)

一

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，终于决定了我的曾庄之行。与我同去的，还有郝丽丽。郝丽丽是个年轻姑娘，她的人和她的名字一样美丽。
盛世修志。大良县多年前就成立了史志办公室，最近要编辑出版一本《大良县革命斗争史》。我虽然刚分配到县史志办工作一年多，但因为是名牌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，领导决定让我编写斗争史中的抗日战争部分。领导的器重令人感动，况且我又是单身，于是便没日没夜地开始工作。
大良县过去属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，产生过许多抗日英雄和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。看着一份份档案，一份份资料，我常常激动得泪流满面。但在曾振山的问题上我却产生了疑问。档案资料证明，曾振山是大良县曾庄人，出身地主家庭，在河北省立第七师范上学时接受革命思想，并于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先以教师身份为党工作，卢沟桥事变日军攻入河北，不久占领了大良县，曾振山受党委派，回家乡建立联络站，1944年在为大良县八路军独立大队买枪过程中，被伪军马三麻子部捕获叛变，后被马三麻子杀害。解放后经人民政府甄别定其为叛徒。如果单就这份档案，我不会产生疑问，出卖了革命就是叛徒，不管你资格多老，曾经为党为人民做过多少工作。可伴随档案的还有厚厚一摞上诉信，上诉信的纸张有的是新的，有的已经旧的发黄。尤其令人吃惊的是，这些上诉信自1950年开始，一年不落地延续到2001年，整整52封，而且每封上诉信的日期都一样：农历四月二十六。前十几封信上都有闵恩德的批示：“铁证如山，不予复查。”从1967年后，上诉信就没有任何批示了。写信人叫曾贤顺是曾振山的儿子，信的内容也就一个：不承认父亲是叛徒。这里，我由衷地钦佩曾贤顺的执著和档案工作者的责任心。再看证明曾振山是叛徒的材料，只有郭强和曾贤普两人的证言。许是曾贤顺的执著感动了我，许是史志工作者的责任心激励了我，也许冥冥之中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左右着我，我陡地对曾振山的叛徒问题产生了怀疑，并下定了查清事实真相的决心。
编辑会上，我把问题一提出来，立刻引起强烈反响。史志办主任李树森首先反对：“曾振山的叛徒问题历史上早有定论，而且闵恩德同志在任本县县长和地区副专员时，都有亲笔批示。再查，也只能是图费人力、财力。”其他人也说：“证据确凿，铁案如山，不能因为有上诉信就怀疑以前的审定。再说，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，再查已经没有意义。”）

[ 本帖最后由 悟道 于 2008-7-7 09:23 编辑 ]

我据理力争：“我们搞史的人，应该为前人负责，也应该为子孙负责，史书应该是公公正正、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的。如果因为年代久远就不再复查，那是不负责任的态度。我国历史上多少冤假错案不是在过去了几百年、上千年后才得以平反的。例如明代名将袁崇焕，被崇祯皇帝钦定为通敌罪，凌迟处死。可在三百多年后的今天，通过多方考证，证明袁崇焕不但没有通敌，而且是位伟大的爱国者。”
可能是我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架势把大家震住了，也可能是我说的有一定道理，人们都低头沉默起来。好久，张福表态：“跃涛同志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值得表扬。我们的工作是对每一个人的历史功绩或罪恶做出公正的评价，不能冤枉好人，也不能放过坏人。我同意跃涛同志对曾振山的问题重新进行调查。但要抓紧时间，不能影响革命史的出版。”
张福是抗日战争时期大良县独立大队的大队长，解放后曾任大良县副县长、县长，现早已经离休，这次被聘为《大良县革命斗争史》编委会名誉主任。他出面支持我，别人自然不好再说什么。我当即提出，先到曾庄去找曾贤顺了解他告状的理由。
我的话音刚落，坐在会议室角落里一直未说话的郝丽丽开了口：“你认识去曾庄的路吗？”我摇摇头。
“我带你去吧，曾庄我熟悉。”她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不由得人不答应。

郝丽丽是县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员，因为查阅档案资料，我常去档案馆，和她见过几面。史志办决定编写革命斗争史后，为了查找当档案方便,把她借了过来郝丽丽工作认真，为人热情，人又长得漂亮,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.夜深人静时，躺在冷冷清清的单身宿舍里，我也曾妄想过：如果能和丽丽结成夫妻，一个搞历史，一个搞档案，生活中互相关心，工作上互相帮助，那可真是珠联璧合。想归想，一旦见了面，除去工作上的事多余的话一句也不敢说。倒不是我的胆子小，上学时同学们给我起的外号叫“贼大胆”，而是郝丽丽的那双眼睛太动人了，黑白分明的眼珠儿水汪汪、亮晶晶的，犹如两个湛蓝的湖泊，长长的睫毛就象湖边的芦苇，一眨动，呼扇忽闪的好似苇塘起了风。只要那双眼睛瞥向我，我就满脸通红，心跳加快，肚子里的话早跑得无影无踪了。现在郝丽丽主动提出与我同去曾庄，我又喜又怕，喜的是郝丽丽对我也有好感，不然她不会主动为我带路；怕的是郝丽丽那双眼睛太撩人了，在一起时间长了，我怕我的心脏承受不了。
曾庄离县城四十多华里，我建议开车去，郝丽丽却坚持骑自行车，我躲开她的眼睛用开玩笑的口吻说：“大小姐，把你累坏了，我怎么向领导交待？”
郝丽丽娇嗔地瞥了我一眼：“别把人看扁了，我是什么大小姐？告诉你，上大学时我还是自行车越野赛的第三名呢！”
我到底没能躲过郝丽丽的眼睛，她那一瞥又让我的心跳了好一阵。

没人看？自己顶．

刚看完了，没过瘾，想看下文！

通过题目，我知道最后的结果，但是我想看过程，分析调查的过程，还有两个人的相处过程！

好吧，我尽快写。

好文章啊。期待下文。哈哈。

这~~~怎么咱俩都开始写连载了呢~~~晕!

期待中……

出了闹哄哄的县城，我才认识到郝丽丽的选择是多么正确。春末夏初，田野里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，碧绿的是禾苗，淡黄的是小麦，红的、粉的是野花，蜜蜂嘤嘤，彩蝶翩翩，空气中都蕴含着一股淡淡的甜味儿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立时精神大振，踏动自行车的双腿不知不觉加快了速度。
自行车驶上高高的漳河大堤，堤内外的景物尽收眼底，那郁郁葱葱的果林尤为引人注目。我由衷地赞叹：“这里的果树可真多啊！”
郝丽丽停住嘴里哼唱的流行歌曲，扭过头和我搭讪：“这里苹果、梨、大枣，什么水果都有，最多的还是梨。”接着又不无自豪地说：“过去有这样的民谣：‘道口的烧鸡，大良的鸭梨；大良的城墙，南乐的牌坊’。”怕我不懂又解释，大良与河南接壤，道口、南乐都在河南境内。说着，又笑嘻嘻地指着缓缓流动的河水问我：“你这个学历史的，可知道漳河的故事？”
一路上说说笑笑我早没有拘束感了，也不再怕郝丽丽的大眼睛，我望着她的脸说：“这能不知道吗？！历史上的河伯娶妻、西门豹治邺，就是说的漳河。”
“好。不简单，不愧是学历史的！” 郝丽丽赞许地冲我莞尔一笑，那妩媚劲儿又让我的心跳加快了。
我的心还没有平静下来，郝丽丽又开口了：“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都能破除迷信，为民造福，何况今人呢！”说着，又看了我一眼，这一眼看得我心里沉甸甸的。

二

从曾庄回来，我的心里乱极了。曾贤顺的家境不会太好我有心里准备，可惨到那种地步却是我始料不及的。
走进曾庄时，我的心情还很好，村街宽阔平坦，两旁的房子高大漂亮，而且一律修着高门楼。郝丽丽告诉我，大良县农村有修门楼的风俗，谁家的门楼又高又大，就昭示着谁的家境殷实富足。直到快走出村子了，郝丽丽仍不停步，我正要发问，她忽然往前一指：“看，那就是曾贤顺的家。”
我顺着她的手指方向望去，不禁大吃一惊：远离村庄的一个土坡上，有三间东倒西歪、摇摇欲坠的破土房，房前不要说门楼，就连院墙都没有，只有玉米秸夹出个小院子，与村里的大瓦房高大门楼相比，真是天壤之别。我望望郝丽丽，郝丽丽脸上的欢快劲儿消失了，换上了满脸的沉重和同情。
我们走进院子，一个瘦弱的老头在编柳条筐，见了我们迟疑地站起身，一瘸一拐地迎上来，看上去他有六七十岁的样子，腰弯得厉害，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，上面沾着几片枯树叶。皮包骨的脸上皱纹密布，活象一个麻核桃，两只眼睛木呆呆的，更显出人的呆拙迟钝。我猜测他就是曾贤顺，我询问地望着郝丽丽，郝丽丽默默地点点头。
曾贤顺听我们介绍完来意，先是呆住，然后嘴角开始抽搐，最后昏花的眼里滚出两串粗大的泪珠，咧开没牙的嘴，孩子般地哭起来：“五十多年了……可把你们盼来了！同志啊，我爹他……他死得冤啊……”
等曾贤顺平静下来，我开始问他写上诉信的事，曾贤顺一下子又激动起来：“我爹不会是叛徒，他那个样子哪能是叛徒？叛徒没有那么当的！”
曾贤顺为我们讲起了当年他爹曾振山被抓的经过：

1944年，我刚9岁，正在村里念小学。农历四月二十六中午放学的时候，就听村北曾家老坟方向响起了枪声，我以为日本鬼子又来扫荡，忙跑回家躲了起来。过了一顿饭的工夫，枪声停了，紧接着街上又闹腾起来，乱嚷嚷地说保安团抓了张福的人。张福是共产党、八路军，是大良县独立大队的大队长，远近闻名的人物。我不顾娘的拦阻，跑出门去看稀罕。就看见保安团长马三麻子骑着高头大马，领着一队兵往曾家祠堂去了，队伍中有三个人被五花大绑，其中一个是我爹。以前我知道爹经常不在家，并不知道他在给八路军办事。见我爹被抓，我吓坏了，急忙回家告诉了娘和奶奶。我奶奶一听就躺倒在地上，娘也哭成了泪人。那天马三麻子的队伍没有走，就住在了曾家祠堂。打声、骂声、喊叫声足足响了一夜，我们全家人也支楞着耳朵听了一夜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马三麻子带着队伍走了，我和娘从门缝儿见队伍中没有我爹，等街上一静，就跟头轱辘地往祠堂里跑。一进祠堂就见柱子上绑着一个人，满头满身都是血，近了才认出是我爹。我爹死得好惨啊！他不但浑身被鞭抽打、被刀扎的没有一块好地方，而且还被砍掉了双手，割了双耳，剜掉了双眼！我娘一下子就昏死过去了，我吓得大喊大叫，我的哭声招来了很多人，乡亲们一边抢救我娘，一边把我爹解下来放到地上。我们家虽然是地主，但爷爷和爹为人开明，没有得罪过人，还经常给穷乡亲一些帮助，乡亲们对我爹都有好感，见爹这个惨样子，不少人都掉了眼泪。按当地的风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进家门的，像我爹这样横死的人，更是不能进家门了。族人们就找来板凳、门板，把爹身子弄干净，停在了祠堂。我娘和我还有几个知近的人搬来被褥，住在祠堂里为爹守灵。夜里，我紧紧偎在娘的怀里，浑身发抖。娘用微弱的声音偷偷告诉我：别怕，你爹是共产党、八路军的人，他为共产党、八路军死了，共产党、八路军不会不管，他们会派人来的！一直到第三天的夜里，终于来了两个人，他们自称是抗日政府的，一来就召集人开会。会上他们说我爹是叛徒。当时我们这里是抗日根据地，群众的觉悟挺高，不光恨日本鬼子、恨汉奸，更恨叛徒。我爹如果成了叛徒，那我们一家就没有脸见人了，日子也没法过了。娘流着泪和他们吵，说孩子他爹死得这么惨，能是叛徒？他要叛徒了，不早跟敌人走了，敌人还杀他干什么？可那两个人说，曾振山是死有余辜。他经受不起敌人的拷打，叛变了革命，交出了埋枪的地点，敌人取出了枪，他没用了，当然就杀了他。而且还说，敌人不杀他，抗日政府也不会饶过他！最后他们还对人们说，乡亲们都看见了，这就是叛徒的下场！还号召人们跟我家划清界限，监视我们的行动。

我娘也没了主意，当时兵荒马乱的，一个妇道人家能有什么主意？只会一天到晚的哭。几个知近的人就劝我娘：振山的尸首别再停了，都有味了，先把人埋了吧，入土为安，别的事以后再说。我娘同意了，可村里管事的和族里几个有脸儿的又出来了，他们说，曾振山是叛徒，是民族的败类，不能进曾家祖坟。我娘当时就跟傻了一样，愣愣怔怔的，谁说什么她都听，我爹就埋在了乱坟岗子上了。在人们往爹的坟里填土的时候，我娘好象清醒了，她跪在坟前，两手拍打着地面，又哭又喊：“振山啊，你死得好冤啊！振山啊，你不是叛徒，我不信你是叛徒！”
曾贤顺说到这儿，又咧开没牙的嘴大哭起来。我的心里又酸又痛，泪水也夺眶而出。郝丽丽更是抽抽嗒嗒地哭得像个小姑娘，泪水湿透了手绢儿。
悲痛过去，曾贤顺又接着给我们讲。
爹下葬不久，奶奶也去世了，家里只剩下了我和娘。好在几个伙计人性不错，看我们孤儿寡母可怜，里里外外的帮助操持。经过这场家庭大变故，我好象一下子长大了，除去上学读书，就是围着娘的屁股转，操心这操心那，小大人似的。娘也真拿我当了大人，有什么事都跟我商量。没人的时候，把爹的事情也都告诉了我。娘说，爹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，这些年一直为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事，把家里的不少粮食和钱都支援了八路军。这回出事也是为八路军买枪，买回来五支大枪，埋在曾家老坟地里。独立大队派人取枪的时候，正好被马三麻子发现。娘还说，抓住的那三个人，一个是咱家原先的伙计叫曾贤普，另一个不认识。可那两个人跑了，单单死了你爹，还死的那么惨，枪也被马三麻子取走了。我就不信马三麻子那么多人他俩能跑了，我就不信，你爹要是真投降了，说出了埋枪的地点，马三麻子还会那么狠毒地把他杀了。这里边一定有鬼，有人栽赃陷害。但这事没有把握不能说，要藏在心里，等有机会再提出来。你爹为共产党、八路军做了那么多的事，共产党、八路军不会冤枉他的。现在他们说你爹是叛徒，就让他们说去，但咱们心里绝不承认你爹是叛徒，至死也不承认。我相信娘说的话，就等着，终于等到解放了，我们以为爹的问题可以弄清楚了，可没想到1950年甄别时，县政府仍然认定我爹是叛徒。我娘经不住这样的打击，一下子就病倒了，临去世的时候，拉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说：你爹不是叛徒，他不会是叛徒。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写上诉信，一年一封，每封信的日期都是农历四月二十六，那天是我爹的忌日。可直到现在都石沉大海，哪封信也没有回音。

曾贤顺说到这里，眼泪又从那双枯涩的眼睛里涌出来。
听着曾贤顺的叙述，我的心越来越沉重，虽然我一再告戒自己，不要感情用事，要客观，不能听一面之辞，可面对这个瘦弱无助而又执著地企盼了50多年的老人，想着那个肢体不全、埋在乱坟岗里的冤魂，我宁可相信老人的话是真的。我环视着破烂不堪的院子，充满同情地问：“现在村里富裕了，您怎么还……”
曾贤顺叹了口气，又说起了解放后的遭遇。
由于曾振山是叛徒，又是地主，土改时自然是首当其冲，土地、房子、浮财都分给了贫雇农，曾贤顺和母亲被赶到看果林的人住的土屋里，全部家当只有两床被子、一口铁锅和几只饭碗。母亲去世后，曾贤顺的生活更苦了，他既要自己做饭缝衣，又要侍弄那留给他的几亩薄地。曾贤顺那时年轻，又有文化，可因为出身于地主家庭，更因为背着革命叛徒儿子这一沉重的包袱，招工不让他去，招干不让他去，参军更没有他的份儿。直到1960年一个外地逃荒的姑娘来到他的家再也不愿意走了，他才捡了个媳妇。可好景不长，1966年“文革”一闹起来，曾贤顺又成了运动对象，祸根就是上诉信，挨批挨斗，戴高帽子游街，罪名是“贼心不死，向党反攻倒算，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”。在一次批斗会上，他被打断了腿落下终身残疾。最让他痛不欲生的是他那个不歧视他，对他知疼知热的媳妇在他挨批斗时下疯了，后来掉到井里丧了命，给他丢下个不满两岁的儿子清明。曾贤顺给儿子取名“清明”寓意就是要把爹的事情弄个明白。改革开放后，农村逐渐富裕起来，可曾贤顺家底薄，又没有人手，果林没钱承包，副业也没有资金搞，只能在几亩责任田上下工夫，闹个肚儿圆。现在全村都建起了新房，修了门楼，只有他还住在土改时的破房子里，儿子清明都是奔40岁的人了，还没有媳妇，老少两代两条光棍儿。
曾贤顺叙说完了，两手抱着脑袋再也不吭气。我和郝丽丽面面相觑，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。